禁塑令這么多年，效果幾乎看不到，從消費終端來說。沒有哪個商販，哪家外賣，哪家快遞堅持“限塑令”而不給消費者免費提供塑料袋。因為只要有人提供，他的買賣就會受影響。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;從大超市來說，盡管不再向消費者免費提供購物袋，但可隨便買，這反而提高了超市提供塑料袋的積極性。同時，超市內的塑料包裝袋是可以隨便用的，甚至有市民圖方便，過度使用這些包裝袋。顯然，消費終端限塑的效果幾乎為零。

     從生產前端來說。塑料袋的生產成本太低，而紙袋或可降解塑料袋成本過高，何況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還可冒充可降解的塑料袋，這就使得生產商更愿意生產不可降解的塑料袋。那么從前端就一敗涂地，去要求終端自然費力不討好。

     從監管的事前事中事后環節來說。監管也存在可塑性。不管是生產前端還是消費終端，監管的力量和巨大的市場相比，就是每天24小時盯著也不會有明顯的作用。往往是前腳查完走人，后腳照買不誤。顯然，被動性的監管也不討好。

     這一切都說明，消費者對便捷性的追求要高于對環保的追求。這就像人們一邊吐槽共享單車，一邊仍享用共享單車一樣。我們固然要強調環保意識，但是如果僅僅局限于環保意識而忽視了人們對便捷性的依賴，禁塑令永遠難以獲得共贏的局面。

     要解決這一問題，則需要用便捷來倒逼環保。即通過相應的立法，禁止所有企業生產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其它塑料包裝品，鼓勵企業通過創新生產質高價廉的紙袋。由此帶來的是成本上升，那么，市場上可能一個可降解的塑料袋1元錢，一個紙袋可能2元錢，這樣以來，小商小販就不會隨意送，一些消費者也就不舍得買，畢竟按照無償使用塑料袋的經驗，出門買趟菜總得使用七八個甚至十幾個塑料袋，如果買紙袋市民肯定不舍得花十幾元錢。如此以來，必然有消費者在買菜購物的時候，想著從家里帶紙袋或布袋。而外賣或快遞也必然被逼著創新新的包裝。通過這樣倒逼，為了便捷又省錢，很多消費者會慢慢養成自帶購物袋的習慣。這樣以來，也就順便解決了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包裝垃圾的問題。

     當然，這還有待于鼓勵企業繼續創新。比如冰箱的食品保鮮能否有別的方法取代保鮮膜的使用?企業能否生產用來垃圾分類的多功能盒，政府給予一定補貼，方便家庭多次使用?總之，禁塑令問題還得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做文章。